“消失”的烟花爆竹
发布时间:2020-02-26 09:41:00 点击:0次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曾几何时,烟花爆竹曾在除夕夜里不可或缺。
然而如今,随着“禁鞭令”的推行与更多庆祝方式的兴起,烟花爆竹逐渐从年夜市场“消失”。
在国内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不少烟花爆竹企业也惨淡消失,或勉强维持生计,但也有企业寻找到了“新出路”。
消失的烟花鞭炮厂商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烟花第一股”、“烟花大王”熊猫烟花,在鸟巢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大脚印”,也催生了烟花爆竹市场的一场繁荣。
然而,6年之后,烟花销售收入不断下滑的熊猫烟花,却开始涉足金融领域,并于2015年改名为“熊猫金控”。
这只是近年来烟花爆竹厂商不断萎缩的一个缩影。
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全国经营范围内涵盖烟花爆竹的企业有112万多家。近两年,新增注册的烟花爆竹企业持续下降,2018年新增注册企业7.8万家,2019年新增注册企业已降至6.9万家。
其中,熊猫烟花所在“烟花之乡”浏阳,目前存续、营业的烟花爆竹企业仅有774家,2014年新增注册企业140家达到历史峰值,自2015年之后每年新增注册企业则呈现断崖式下跌,每年新增注册企业仅数十家。
“这个行业成为夕阳行业已是共识,很少有年轻人再进入这个行业,剩下的多是尚未转行的中老年。” 常舟(化名)在浏阳“小型烟花之都”澄潭江镇一家小型烟花企业工作了近4年。
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全国经营范围内涵盖烟花爆竹的企业有112万多家。近两年,新增注册的烟花爆竹企业持续下降,2018年新增注册企业7.8万家,2019年新增注册企业已降至6.9万家。
其中,熊猫烟花所在“烟花之乡”浏阳,目前存续、营业的烟花爆竹企业仅有774家,2014年新增注册企业140家达到历史峰值,自2015年之后每年新增注册企业则呈现断崖式下跌,每年新增注册企业仅数十家。
“这个行业成为夕阳行业已是共识,很少有年轻人再进入这个行业,剩下的多是尚未转行的中老年。” 常舟(化名)在浏阳“小型烟花之都”澄潭江镇一家小型烟花企业工作了近4年。
“这和2015年浏阳一家烟花生产厂发生爆炸不无关系,当时很多媒体报道。因为安全隐患大,我们这一行有句老话就是‘一厂得病,行业吃药’,只要当地有一家厂商出了大问题,整个行业都受波及。”常舟称,“近两年的生产和销售情况的确差了很多,春风太短暂了,外界现在对烟花爆竹产业都持负面态度。”
根据公开数据,2018年,浏阳市生产小型烟花的企业共有183家,澄潭江镇占71家。但“大部分企业都是勉强盈利。”常舟告诉锌刻度。
“一边是需求量的大幅减少,一边是人力成本和原料成本等成本的不断上升,再加上频繁的换证和整改成本,我们当地的很多企业近两年都资不抵债,最后连员工工资都拿不出,破产和跑路的都有。”常舟称,仅是安全整改一年就需要投入几十万的资金,如果要引入安全设备,安全生产成本则上升更多。
这并非浏阳一城一地的痛处,而是全国烟花爆竹厂商都需直面的困境。
重庆市一家烟花生产企业的负责人也告诉锌刻度,“近年来烟花爆竹生产厂家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做不下去的厂家只能选择关门大吉。”
“我们厂所在的产业园区内,目前能盈利的可能不及三分之一。”上述负责人称。
“禁鞭令”出台,消费者不买单
一个无法忽视的背景是,烟花爆竹行业属于高风险行业,而此前很多企业非法违章生产,使得安全事故频发。
此外,烟花爆竹对环境的影响也开始受到关注。生态环境部监测数据显示,2017年除夕至初一,受烟花爆竹集中燃放影响,多数城市PM2.5浓度快速上升。
于是,近年来国家层面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强,尤其是多地“禁鞭令”的出台,一度让国内烟花爆竹市场雪上加霜。
2015年,常舟所在的烟花厂原计划将烟花销往外地,“结果备货没多久后,包括山西太原的多个城市都发布通知,禁放烟花。这导致我们备好的货都只能压在仓库。”
几年来,发布“禁鞭令”的城市只增不减,春节期间的烟花爆竹销量也“一年不如一年”。
根据公开数据,2018年,浏阳市生产小型烟花的企业共有183家,澄潭江镇占71家。但“大部分企业都是勉强盈利。”常舟告诉锌刻度。
“一边是需求量的大幅减少,一边是人力成本和原料成本等成本的不断上升,再加上频繁的换证和整改成本,我们当地的很多企业近两年都资不抵债,最后连员工工资都拿不出,破产和跑路的都有。”常舟称,仅是安全整改一年就需要投入几十万的资金,如果要引入安全设备,安全生产成本则上升更多。
这并非浏阳一城一地的痛处,而是全国烟花爆竹厂商都需直面的困境。
重庆市一家烟花生产企业的负责人也告诉锌刻度,“近年来烟花爆竹生产厂家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做不下去的厂家只能选择关门大吉。”
“我们厂所在的产业园区内,目前能盈利的可能不及三分之一。”上述负责人称。
“禁鞭令”出台,消费者不买单
一个无法忽视的背景是,烟花爆竹行业属于高风险行业,而此前很多企业非法违章生产,使得安全事故频发。
此外,烟花爆竹对环境的影响也开始受到关注。生态环境部监测数据显示,2017年除夕至初一,受烟花爆竹集中燃放影响,多数城市PM2.5浓度快速上升。
于是,近年来国家层面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强,尤其是多地“禁鞭令”的出台,一度让国内烟花爆竹市场雪上加霜。
2015年,常舟所在的烟花厂原计划将烟花销往外地,“结果备货没多久后,包括山西太原的多个城市都发布通知,禁放烟花。这导致我们备好的货都只能压在仓库。”
几年来,发布“禁鞭令”的城市只增不减,春节期间的烟花爆竹销量也“一年不如一年”。
根据熊猫烟花此前向《华夏日报》提供的数据,2019年春节期间,北京全市总销量是2.3万箱左右。而在2009年,这一数字是60万箱。
烟花爆竹批发商与经销商们对此的感受更为直观。
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是订单式生产。生产厂家按单按样加工,按时成批交货,货款两清。所以,通常情况下,鞭炮批发商会在年初就制定好全年的销售计划,并和生产厂家签订订货合同。
但“禁鞭令”一出台,当地的批发商们就犯了难。
2017年年末,山西省晋城市发布主城区的“禁鞭令”。然而,早在年初,不少晋城的烟花爆竹批发商就已与湖南浏阳等地的厂商签订了进货合同。
“2017年我分别在湖南浏阳和常德的烟花厂预定了近200万的货,一共交了近70万的定金,结果‘禁鞭令’一出,怕货卖不出去,只敢一小批一小批拉回晋城。”当时,唐翔已经做了近十年的烟花爆竹批发商,却是第一次遇到被厂家催着去拉货的尴尬情况,“拉回来的货卖不出去,就不敢去拉剩下的货。”
“2017年我分别在湖南浏阳和常德的烟花厂预定了近200万的货,一共交了近70万的定金,结果‘禁鞭令’一出,怕货卖不出去,只敢一小批一小批拉回晋城。”当时,唐翔已经做了近十年的烟花爆竹批发商,却是第一次遇到被厂家催着去拉货的尴尬情况,“拉回来的货卖不出去,就不敢去拉剩下的货。”
当年,唐翔损失惨重,此后每年的订货量也越签越少。2019年,唐翔放弃了烟花爆竹批发的生意,“利润实在太少,不赔都是幸事。”
但在批发商唐翔们看来,即便没有“禁鞭令”,消费者们的需求减少也难以避免。
“近年来,消费者本身对烟花爆竹的热情也大打折扣,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嫌烟花爆竹吵,不环保。”唐翔发现,如今购买烟花爆竹的大多为中老年人,“中老年人会觉得没有烟花爆竹就少了点年味,但年轻人现在娱乐方式多,不差这点烟花。”
“就算压低拿货价,消费者也不见得愿意买单。”唐翔称。
内销不力,烟花出海
在“禁鞭令”的影响下,国内城市市场再难攻破,批发商们只能靠抢占农村市场得以存活。
唐翔告诉锌刻度,在他转行前很长一段时间,农村的销售量占他总销售量的70%,城市市场仅剩下30%。
“但这两年开始,不少农村地区也开始禁放烟花爆竹,单纯依靠农村市场只能是缓兵之计。”唐翔称。
不少厂商、批发商和唐翔的想法一样,眼看着国内市场不断萎缩,大多数人选择了放弃,但也有人发现了“新大陆”——国际市场对烟花的需求正不断上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20年来,中国烟花爆竹出口数量及金额不断增长,2018年分别达到37.90万吨、8.67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17.2%、20.3%。
在这一点上,昔日的熊猫烟花也做对了选择。2015年,熊猫金控的烟花板块主要调整为出口业务。2018年年报显示,公司烟花产品销售额为1.01亿元,而这些营业收入全部来自国外。
在这一点上,昔日的熊猫烟花也做对了选择。2015年,熊猫金控的烟花板块主要调整为出口业务。2018年年报显示,公司烟花产品销售额为1.01亿元,而这些营业收入全部来自国外。
国际市场的潜力给了烟花爆竹行业一线新的希望。一些持有出口资质的浏阳烟花企业,纷纷将业务重心向国外市场倾斜。
其中,也包括常舟所在的企业。据常舟介绍,“我们从2017年开始进军国外市场,这样的转型是不得已之举,但确实缓解了国内烟花爆竹厂商的压力,有的公司甚至凭借国外市场扭亏为盈。”
“每逢美国独立日,建国庆典或者圣诞节,国外的订单都会大幅度增多。”常舟告诉锌刻度,如今很多出口烟花的厂商,都不再使用传统的出口贸易方式,而是借助互联网平台。
浏阳市烟花鞭炮管理局数据显示,2017、2018年浏阳市烟花出口销售额均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其中,2017年浏阳烟花爆竹出口销售额达31.5亿元,覆盖北美、南美、欧洲等地。
由此看来,或许,从国内“消失”的烟花爆竹,将在海外各国的夜空,释放出不一样的光彩与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