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海外发展20多年，终于一朝衣锦还乡；他走出了一条与其他中国艺术家迥然不同的国际化模式，也被视为中国当代艺术商业凶猛的代表

　　在他第N次离开北京，告别闹腾了2008年整个夏季、几乎成就了他一个人艺术野心的奥运的时候，我去机场送了蔡国强。

　　像很多人一样，那29个穿越北京中轴线、从历史走向未来的“大脚印”，和数不清的璀璨烟花，我也是在开幕式直播上看到的。但当蔡国强卸下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核心创意小组成员及视觉艺术特效总设计师的身份，在去机场的车里，我们没聊这些巅峰时刻。这位51岁的“艺术中年”忽发奇想：

    “我经常感到我好像生活在女生宿舍里。我有一个太太，两个女儿（5岁、18岁）。我福建老家有奶奶、妈妈，还有两个妹妹，你看这么多女生，像不像女生宿舍？我也有个弟弟，可是我从小到大特别受宠，所有人都比较宠我。”

　　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听来，这话有点矫情——当时，我问蔡国强的问题是：你的很多爆炸作品需要和各行各业的人、很多政府部门甚至军方打交道（比如《有蘑菇云的世纪》在内华达核实验基地，《地平线：为外星人作的计划14号》在日本磐城海面，上海APEC焰火表演），你是怎么把这些大男人之间的事情协调好的？

　　没想到，蔡国强话锋一转，“呵呵，我把女生之间的事情也协调得很好呀……”至于为什么如此受宠？他解释说，“可能是我，这个男孩子有一点点吹牛，有一点点胆子大，有一点点梦想，有一点点不着边际。”

　　说实话，第一次看到蔡国强有些失望，这就是那个备受国际评论界和拍卖市场宠爱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吗？美术馆“蔡国强：我想要相信”的展览现场，在一群人的簇拥下，他一身笔挺灰色中山装，很像旧时文人官僚，神情中还流露出一种巫师气息。而在早期的照片上，他简直是一个落魄江湖流浪汉。后来在他的四合院，他又像极了南方古镇的有钱乡绅，丰衣足食的满足感挡也挡不住。

　　不过，他终究是个玩转中国传统符号（如龙、中药）与国际主流话题（如千禧年、“9·11”），打通商业与艺术界限的艺术家。蔡国强在海外发展20多年，走出了一条与其他中国艺术家迥然不同的模式，也被视为中国当代艺术凶猛的代表（2007年《APEC景观焰火表演十四幅草图》拍卖了7424.75万港元，是国内天价）。

　　临走时，蔡国强除了重复他的名言“艺术可以乱搞，就要好玩”，还说，“因为我在国外要生存，我的东西自然而然要面临商业……我的理念和商业方法可以谈，但现在没有时间了，而且（艺术家）在一本企业家杂志上谈经营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女人堆里的艺术家

　　这不是蔡国强第一次说他生活在温柔富贵乡里。在奥运这个辛苦而光荣的差事之后——这个话题他早已厌倦回答了——他说“看到老婆孩子就得到休息了”。

　　而蔡国强的“女生宿舍”不断扩大，从泉州老家到1986年他携妻闯荡日本及1995年搬至纽约，再到2008年衣锦还乡，他一直很有女人缘。他告诉《中国企业家》，他的奥运会工作团队几乎清一色女生。“我对女性很尊重，我都是下意识让她们先走，给她们开门。她们经常会很惊讶，蔡老师还这样啊？这是我在国外多年养成的习惯。”

　　他也很受用这些女孩子的管束（比他太太管得还紧），“有时候，比如我在做作品时想出一个好的创意，我自己感慨，哎，我真是一个天才呀！大家就啧啧……她们其实是很欣赏我的，也对我很好，会为了保护我的利益和别人争。”

　　但在日本——他艺术生涯磨练和再次出发的地方，女性的角色并不是这样。“从心里讲，日本男人和社会对女孩子的感觉，我很失望。”

　　蔡国强对自己“东京8年抗战”的经历（妻子吴红虹语）永生难忘。虽然今年2月他在美国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了规模最大的华人艺术家个展，还在奥运史上做了一桩最轰动的行为艺术，但“卖出去一张画交完水电费房租马上就没了”的日子提醒着他——

　　1986年，蔡国强远离国内的先锋艺术氛围留学日本。起初他碰了不少钉子，没有学校愿意接收一名专做火药爆炸作品的学生。他后来的导师、筑波大学教授河口龙夫一开始也拒绝，但让他感动的是，当时吴红虹流下了眼泪，而蔡国强在旁边一言不发，只有坚毅的表情——他从未看见一位妻子为了自己的丈夫而在他人面前流泪，于是他接受了蔡。

　　这个用浓重福建口音讲日语的家伙，在日本过着拮据的生活（一张画卖40美元），但他的美学理念和创作手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焕发：一方面，他从西方艺术潮流顿悟到“艺术可以乱搞”；另外，做火药草图实现了他儿时的画家梦想。

　　泉州正是蔡国强艺术的起点。泉州人很早就用火药来驱鬼、杀灭病毒。上世纪80年代，鞭炮生意在泉州很火，很多家庭都有鞭炮作坊。蔡国强就在那时迷上了火药。他受热衷于传统文化的父亲的影响，演戏、做舞美、跟剧团下乡、绘画。1984年，他第一次直接在画布上用火药做实验，但还不懂得如何控制，经常炸得一塌糊涂。偶然的一次，奶奶用麻布盖熄燃烧的画布给了他启示，“做艺术不光要点，也要灭”。

　　现在已经90多岁的奶奶特别宠爱蔡国强，从小就认定他会有出息，说他的画“以后会值钱的”。如今奶奶有时候问他一张画卖多少钱，“她知道的最高数字是十万元，我的画卖千万以上对她没有意义，我现在北京有房子都不敢告诉她。”

　　而父亲当年对他说，古根海姆是世界最好的美术馆。多年后，蔡国强做个展，把父亲创作的《百虎图》也挂在那里，后者躺在病床上，流出了大滴的眼泪。

　　他走上国际舞台，日本策展人南条史生起了很大作用。1995年，蔡国强在威尼斯推出《马可波罗遗忘的东西》，运去一艘满载中药的船——700年前，马可·波罗正是从泉州返回威尼斯的。“影响20世纪艺术的最大事件，就是杜尚把便器搬到了展会上，而蔡国强扩大了这个观念，把文化事件、文化现象当作现成品来使用。”陈丹青评价说。

　　1996年，蔡国强进军纽约的大型装置作品《龙也来了！狼来了！成吉思汗的方舟》也是南条史生策划的。108个羊皮筏被串成一条巨龙的形状，后面加装了3台丰田的发动机，幽默而形象地嘲弄了西方对亚洲崛起的担心。

　　掌握了爆炸利器后，蔡国强自豪地说，“我忽略文化和传统的界限，忽略所有的界限。”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曾经说，有人认为暴力很************，我永远无法这样想。但爆炸是蔡国强的家常便饭。他最喜欢打比喻说：爆炸就像做爱，是一种能量、时间、空间的转换，有喘息，有互动，整个过程是冒险。

　　这个玩火的男人，和火药已经分不开了。“我其实并不是那么喜欢焰火，我更喜欢爆炸，喜欢它的速度、能量和不可控。我对火药一直怀有不安和不甘心，你以为你全懂她了，其实随时都有可能栽跟头，这种材料的魅力永远让人感到吸引力。”

　　他从火药里体会到了哲学，而永恒之女性，引导他前进。

　　在奥运会开幕式晚宴上，很多嘉宾做了热情洋溢的祝辞，跟随蔡国强多年的前助手马文小姐调侃说，今晚有些像婚宴——蔡国强的艺术实际上是政治和艺术的联姻。蔡本人则做了一番长长的答谢，对不起，我让大家上了“贼船”，但是他把奥运及个展回顾，只看成是在漂流中的一次靠岸，完了之后还要继续航行。

　　在众多作品中，《草船借箭》最像蔡国强的缩影。这艘插满3000支箭的旧渔船光运费就花了几十万美元，其庞大体积更是拆掉了美术馆大门才迁入。“我一直生活在动荡和旅行中，就像一艘船从一个港口驶到另一个港口，已漂泊多年，注定还要漂泊下去……”

　　他比烟花更寂寞

　　蔡国强爆炸的不仅是政治和文明冲突，他也直接与商业及奢侈品牌媾和。

　　自从移居纽约后，他就确立了只跟著名美术馆、各大公司/艺术基金会打交道的原则，把自己和商业艺术中介机构之间画了一条线。这样的商业模式迥然不同于其他中国艺术家必须走画廊、代理商或拍卖行的路线，自己掌握主导权（生产及销售）。

　　他的名声和身份也一直跻身国际一流行列。据统计，近6年来，蔡国强进入拍卖市场的96件作品成交了81件，均在百万及千万美元量级。在胡润2007年艺术家富豪排行榜上，他年收入过亿，位列第九。不过，他对《中国企业家》说，“这个排名可能不大准。有些画家能算，因为他们跟画廊做。我算不到，因为我都是跟美术馆和基金会做。”

　　蔡国强虽然以没有时间为由，谢绝揭秘自己的赚钱之道，但他说，“我要找到什么是我的价值。”他的作品被欧美主流博物馆、基金会、赞助商和私人收藏家收入囊中。“他们和我一起冒险，也有这个寄托，我做的事情也是他们想看到的，大家做起来都很高兴。”

　　“像资生堂跟我合作已经十多年了，我也一直用它的化妆品。”资生堂可以说是蔡国强的坚强后盾。1994年，他初次参加“亚细亚散步”画展，受到主办方资生堂的喜爱，从此开始了合作关系。后来资生堂一直支持他的各种展览。

　　细数蔡国强作品中的商业品牌，包括奥迪、卡地亚、Gucci焰火公司、德意志银行、香水、旅游公司、诚品书店等。他还跨界创作，与日本著名设计师三宅一生合作“爆炸时装”，与台湾云门舞集合作舞蹈作品（“蔡国强：我想要相信”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赞助商何鸿毅家族，就是由林怀民、白先勇搭的桥）。

　　1998年，三宅倾注热情在服装系列“我要褶皱”上，与其合作艺术家之一就有蔡国强。在卡地亚基金会展览上，蔡国强将超过五十件褶皱的衣服排成了一条龙形，然后用火药把衣服炸了。新的印花工艺要求在衣服上印上诡异的燃烧的巨龙图案，三宅要大批量生产这种服装，“三宅一生给了我这么好的东西供我毁坏，我很兴奋。”蔡国强笑着说。

　　看了他的作品，你就知道那有多危险、嚣张：《万里长城延长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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