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政府对花炮燃放的管理

“上海岁底祀神，香烟缭绕，酒肉纷陈，衣冠拜跪，必敬必恭，礼毕送神，放鞭炮火炮，以为故事。千家一律，比比皆然。第为巡捕见之……皆被拉押捕房。苟无具保之人，再由捕房解送公堂……施放花炮之案层见叠出，又难枚举。在受罚者纷纷议论，莫不谓巡捕之多事也。殊不知私放花炮。在中国亦有例禁，值此冬日燥烈，更宜极意防备。城厢内外，晓谕遍贴通衢，诚恐设或不慎受害无穷矣。”

    光绪十八年(1892年)正月，上海法租界也规定禁放“流星赶月烟花，以防不测”。

    光绪二十年(1896年)元宵节，上鞍巡防局，按段搜巡，查禁茶馆深夜卖茶放花炮。

    宣统二年(1910)，北京也重申禁放爆竹令，据《大公报》记载：

    “民政部尚书肃邸以年关在迩，所有双响起花爆竹，早在禁止之列，深恐商民狃于习惯，迷信难除，日内拟即出示重申禁令，如敢故违，定行照章惩罚不贷。”

    清代各地方虽然屡禁燃放烟花爆竹，却屡禁不止。看来，已成为重要民俗和传统文化的燃放烟花爆竹的活动，并非简单的一纸禁令可以解决的，只能采取疏导的办法了。

    光绪六年(1880年)，安庆府晓谕告示称：

    “时值冬令，风高物燥，火患最宜严防。而省垣重地，人烟凑集，且有草房夹杂其间，更须加意防范。惟查硝磺最易燃火，设或提防不密，贻害无穷。查制造花爆铺户，向来皆在城外空旷之处开设售卖。乃近来多有无知之徒，不遵向章，竟敢在城内城外房屋稠密处所，开设铺户制造，不思硝磺最易燃火，岂可姑容于旦夕，致滋贻祸于无涯。合亟出示，剀切晓谕。为此示仰爆竹铺户人等一体知悉，务将城内及关厢内并城外房屋稠密之所，定限十日，一概搬移于城外空旷处所开设制造售卖，如敢故违，定提拿究惩，决不姑宽。”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1906年9月)，天津警方协同地保，“将南门外拖西马路德兴、锦兴等爆竹作坊共七家传后，限十五天离境，各具甘结存案”。但是限令并不见得能落实，上述被限令的七家爆竹作坊，从八月具结到九月仍未搬移，据天津《大公报》载“日前该七家禀称，先将引火之物迁往王家楼，于明年二月一律迁移”。由此可见，在执行政令疏松的情况下，防火也是一件难事。        

（浙江金华 张謇）